追寻影响中国的教育智慧:经亨颐与“纯正教育”
主张人格教育、“动”的教育，提倡学校训育，注重学生的体育与全面发展———这都是对陈旧的封建教育的积极反动，也是现代教育所极力提倡和追求的教育目标。办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经亨颐认为，只有通过“纯正教育”。
提起经亨颐这个名字，有的人可能会感到陌生。然而，了解民国前期历史，尤其是教育史的人，都会知道经亨颐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显赫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立志爱弥尔，就学江户川”
经亨颐（1877—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省上虞县驿亭镇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金石书画家。经亨颐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饱受内忧外患，局势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清廷“已亥建储”事发，国内舆论哗然。当获悉此事后，经亨颐的伯父经元善即于次日以候补知府衔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等沪上五十余人联名电诤，经亨颐亦列名电末。慈禧大怒，诏令严缉。经亨颐随伯父获葡萄牙人庇护，避难澳门。
置身于这种艰难的社会生活环境，每个有识之士都会奋起图强，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1903年，经亨颐怀着救国大志，东渡日本留学，与许寿裳、钱家治、陈衡恪等同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经亨颐“立志爱弥尔，就学江户川”，专攻教育与数理。1912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名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经亨颐任校长。1913年，学校又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他历任校长13年，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经亨颐积极支持杭州3000多名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同年秋，“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引起当局忌恨。当局逼迫经亨颐开除施存统以及带头搞白话文教学改革的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教师，遭到经亨颐的坚决抵制。1920年，浙江省当局下令撤销他的校长职务，激起师生反抗，并获得全省和全国各地进步人士的支持，在杭州掀起声势浩大的“挽经护校”运动，酿成次年的“一师风潮”。
在日常生活中，经亨颐也表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1919年清明节期间，经亨颐兄弟回老家祭祖。一天，两人约几位亲友外出春游，路过离家不过50米的朱太尉庙，看着庙中的一尊尊泥塑，经亨颐说，明明是人为塑像，却要人来恭拜，没有道理；一堆烂泥，居然说有灵验，实在愚昧、荒唐。他要同伴去拔朱太尉的胡须，试试有否灵验，同伴不敢。经亨颐说：“即使菩萨头我也敢敲，拔须何妨。”说毕，便与兄弟一起从敲朱太尉开始，将庙内几尊菩萨一个个敲得神头落地，畅笑而去。事后叫人将菩萨残躯用船运到小越湖，来个泥菩萨过“湖”。经亨颐敢敲菩萨，不迷信，一时成了驿亭街头巷尾的美谈。
倡行“纯正教育”
自1910年留学归来后，经亨颐就以其崭新的新文化思想实践着自己的办学理念。“五四”运动期间，经亨颐领导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新文化运动在浙江的传播中心。
在1916年9月“一师”的秋季开学典礼上，经亨颐说：“校长自任事以来，自忆每学年每学期必小有改革，非好为翻新，研究之结果，不得不然。”面对当时学校的种种弊端，经亨颐决心“一洗从来教育之积弊”，创办理想中的“纯正教育”。
在经亨颐看来，培养国民的人格，实行“动”的教育，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等等，是现代教育应当达到的目标。但是，办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如何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却是关乎教育本质的实质性问题。经亨颐认为，只有“纯正的教育”，才能充分实现上述教育目标。
教育贵纯正
追求“纯正教育”，是经亨颐一生的教育理想。早在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期间，经亨颐就立志攻读教育学，决心实践卢梭《爱弥儿》中的教育思想。1908年，他被同乡会推举回国参与筹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一大原因是，东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不满意早稻田大学中桐确大郎教授前来负责学堂主要的教育工作，认为早稻田派的教育不纯正。嘉纳治五郎校长给经亨颐指点了种种办学要点，又介绍了一位教员吉加江帮助经亨颐。这样，经亨颐才同两位日本教员启程回国，参加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筹建。
1915年10月，在孔子诞生2466年“圣诞日”纪念大会上，经亨颐将“法孔孟”（当时新颁七大教育宗旨之一）之要旨演绎如下：“今姑不言其他，吾辈研究教育，先论孔子之教育，《论语》一书即一部大教育学，索其要旨，不外因材施教、因时制宜八字，故孔子之教育，纯正教育也。”“是故以孔为教，全不知孔子之教育，并不知教育之所以贵纯正也。”
针对1916年（民国五年）的国体变更（即袁世凯1916年称帝，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教育界似有更改方针的议论，经亨颐指出：“不论国体变更不变，教育决不变更，非不愿变更也，不必变更也，纯正教育原如是。”“教育为纯正之事，教育者为纯正之人。共和之流弊譬之糖，君主之流弊譬之盐，纯正教育譬之清水，多量之清水能融化糖与盐。至于无味教育之力，能融化共和君主之流弊而归一致。所谓人性即清水，余故曰教育对于国体为消极的防其流弊，对于人性为积极的图其发展。”经亨颐还指出，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而“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
可见，经亨颐所倡导的纯正教育，是一种纯粹的事业，不应受外力的干扰和感染，应当遵循教育本身固有的规律办教育，因材施教，因时制宜，不偏不倚，自然发展。这种纯正教育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充分肯定，是对功利主义教育的批判。
主张教育独立，哲人办教育，反对军阀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和牵制
教育独立，自主办学，是经亨颐执掌各所学校和浙江省教育会时的一贯主张。1914年5月，在浙江省教育会第三次年度大会上，经亨颐说：“教育事业，为哲人统治之事业。”“政府所主持者，形式上之教育而已，其精神上之教育，决不在政府而在一般教育者之心。”面对当时军阀政府对教育的摧残，经亨颐一方面大声疾呼，抵制他们对教育的摧残和阻挠；另一方面从未“因政府之摧残而抱消极主义”，“丝毫无悲观，无悔心”，以主人翁的积极态度，“以哲人统治精神，积极以自谋进行”。
1921年“一师”风潮之后，经亨颐回上虞老家力劝富商陈春澜捐资20万元创办私立春晖中学。为了躲避军阀政府的干预，特不向军阀政府立案，秉承“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办学宗旨，在偏僻的乡间续写了“纯正教育”的辉煌。他延聘了一批有造诣、有见识的国内知名人士和学者如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熏宇等来校任教，一时名流云集，办学质量与效益俱佳，由此赢得“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
纯正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
经亨颐秉承了我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之道，针对当时束缚个性、摧残人格的封建旧教育，主张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应以陶冶人格为主旨，反对军阀政府对进步师生和进步教育的压制和迫害。他说，“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思想要走在时代前面。”“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
据曹聚仁回忆，经亨颐个子很高，说话不多，而且是慢吞吞的。他在诗词、书画、篆刻等方面造诣很高，“是一个富有艺术修养的文士，……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在“一师”，为了实行人格教育，经亨颐聘请了一批品学兼优的教师。同时，他还亲自给学生上课，讲述修身做人的道理——“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为了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经亨颐提出以“勤慎诚恕”作为“一师”的校训，要求学生做到：对待学习、生活要勤劳、勤奋、节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人、对事、对国家要诚实、忠诚；与人相处要宽容、诚信、严己恕人。
经亨颐所强调的人格，并不仅仅指个人的人格，而是指大多数人的人格。他认为，教育要培养大多数人的人格，养成中华民国之人格。所以，“教师之任务，与其为冷的科学的法则实行者，无宁为以有血有泪、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儿童、形造儿童之人格之艺术家。自己之人格与儿童之人格至微至妙之间，即教育效力之所在也。”
经亨颐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与课外活动，率先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召开学校运动会，并于1915年以省教育会的名义召集省会学校联合会操。他认为，当时的学校不注重学生的体操和体育运动，不仅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而且不利于培养学校的团结精神。因此，他力倡在学校中开展体育运动，以“革去一般社会重文轻武之观念”。日常授课之余，经亨颐常与学生在操场玩捉迷藏游戏。经亨颐身材修长，学生们常常等到经亨颐追到，环臂而捉时，忽从其胁下钻逸，致使校长扑空而蹶，然后以此为乐。有人据此称经亨颐为“捉迷藏委员”（经亨颐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评议会委员之一）。
“春晖”校园中的世纪之梦
经亨颐在浙江从教20余年，开创了诸多浙江教育的第一：1915年10月，第一个发起举行省会学校联合运动会，并于次年组织召开省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1919年4月，创办浙江省第一份宣传新教育的刊物《浙江潮》；1919年秋，率先在“一师”实行教师专任制；1919年10月，在浙“一师”和附小率先一律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注音字母教学，开浙江省白话文教育先河；1923年2月，率先在春晖中学兼招女生，开浙江省男女同校先河；1925年1月，他果断地在宁波省立四中举行列宁逝世追悼会，挽联为“全人类救主，新世纪元勋”，在浙江省教育界率先公开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教育专家感慨：“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素质教育之梦，是早已在春晖校园内出现过的真实的景观”。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重新思考经亨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