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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公正”
我父亲走了近一年了，我每天翻看父亲的著作，哀思不断，无法按捺自己心灵的痛苦。祭台上摆放着他近20年来所著的37本书，超过他自己一生出版书的一半。这些书本在无言地告诉我：这正是父亲的心血所在，也正是他的驿程。
随笔“历史的公正”，是我父亲在1942年春写于粤北老坪石镇，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所在地。前几年，我按照父亲的愿望，曾去重游那个金鸡岭下北江边的老住地。在莲塘村的一间普通农舍里，我居然被当年的老房东“认”出来了，他们向我讲述55年前的一位钟教授同夫人，带着一名爱同猫玩的“娃娃”(我的小名)，是如何在此狭小的厢房中生活。到现在，我依然难以想象，在此抗日逃难的大背景下，在此仅遮风雨的农舍中，我父亲是如何写下对“人类学艺进程”的深沉关注和坚定的愿望？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农家小桌旁，写下让我今天还在震撼的语句：
“我们可以领会到人类学艺进程的艰辛、曲折。……那些真正有才识、有胆量的思想家、艺术家，只知道公布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没有理会(至少，他们不重视)那将要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迫害——那些从因袭的社会出发的，从腐败的统治者发出的任何残酷的奇特的惩罚。他们决不因为计较着那些迫害，便禁闭了说真话的嘴巴。他们觉得不把自己所知道的真理说出来，就是委屈了自己的良心，就是对于人类的一种重大犯罪。历史也必然要给予这种忠勇的行为以最后胜利的判决。因为人类必须进步，而说真话正是推动这种进步的主要力量。能够发见真理而敢于宣布它的人，就是忠实于历史的人，因为也就是“历史的公正”所眷宠的人。虚伪和不正的权力决不可能永远霸占住人间！……人类学艺的艰难的进程，同时也就是它的光明四射的进程。……”
“学艺”一词曾经作为中国近代一份综合杂志的名称，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但是“人类学艺”一词，则很少有国人作为求知的出发点。我越想越看，冥冥中仿佛严父在俯视与猫嬉闹的孩儿，于是思想从农舍飞升，越过青山绿水，越过战火纷飞的战场，越过现实的时间空间，从人类求知学艺的历史高度，领悟到真话的份量，领悟到学艺的代价，领悟到人类学艺必然的艰难又光明的进程。于是他下笔了，记录下历史的公正，鼓舞他自己和每一位读者，去迎接那将要到来的或者已经到来的迫害，并将希望寄托在学术的继承人身上。
近年常见父亲对别人所说的：“子女是生命的延续，而学业的延续在学生。”其实我明白，如果仅是把他看作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把他仅看作一门学科内的人，那是很狭窄的观念。人类学艺的进程，已经是几千年的事情了，我们这一代是否也能够迎着险滩迈步呢？还是被各种“残酷的奇特的迫害”封住了真理的嘴巴？这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良心和努力。
“北京的鸭梨好吃”
我一直随着父母在动荡的社会中飘荡。在老坪石刚到我该上学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打过来，我们就随中大转移到三江连县一带。在逃难的路上，我随身挎着一个小布口袋，里面装着几片番薯干，这就是每天鼓舞我前进的动力。有一次遭遇日本侦察飞机，中大家属队伍散开在路旁，我被母亲按在路旁小沟里。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由于侦察飞机没有投弹，我还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低飞犹如在眼前的敌机。最没有办法的是我的上学问题，父母每到一个小地方，就找当地小学安排我进去学习，以至我的国文和数学底子不足，写字就更差了。
好容易熬到日本投降，我们随中大来到广州石牌，我进了中大附小，父母还是在文学院任教。石牌茶山一带是浓郁的芭蕉、松树和花草世界，是我至今还常在梦中与小朋友神游之地。我家房后种的木瓜树上的木瓜，更是我每天关注摘食的对象。但是内战的焦烟将我们家也卷进来了，父亲又一次被国民党当局盯上，因为他支持进步师生而上了黑名单，只好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47年逃亡到香港。母亲于1948年也就带着我同出生一年多的妹妹也去了香港，我们全家住在青山墟里一家药店的楼上。父亲已经在共产党暗中领导的达德学院中任教，并参与开展在香港的各种新文化活动。我则被安排到隔海的香港仔上住宿的小学，每周一次，自己坐大巴去换轮渡再换大巴回家，因此轮渡岸边的钟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的心情当时恐怕蛮好，记得他曾带我进城去郭沫若家。我们全家去我母亲留日时的好友蔡联欢医生家游玩，以及去澳门的好友柯麟医生家短住。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达德学院的活动了，特别是柳亚子、茅盾、郭沫若、郑振铎他们来达德学院演讲拜访时候，我恰巧也傻立在旁边，听他们讲一些我还不懂的事情。
接着就到1949年5月，我们全家被安排上了一艘英国轮船，经过韩国仁川到达北京。上船以前，也许我问起上北京有什么好的？父母就对我说：“北京的鸭梨好吃。”于是我就被这种南方少见的多汁的鸭梨吸引到了北京城，50年代还是喜欢吃它和柿子，但到后来就渐渐失去吸引力了。我父亲当时是来参加中国文代会的筹备会。他后来常说起，夏公和乔冠华多次来动员他到新的文化部做官，但是都被他推辞掉，他只希望返回大学重掌教鞭，继续开拓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他们无奈，只好安排我父母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所以我们在翠明庄住一段时间后，我就被特别优惠进入刚从延安转来的育才小学。我又过上了住校的学习生活，在先农坛太岁殿侧殿里面，摆上20余张木板钉的桌子和板凳，就是全班的上课地方。挨着北墙和西墙则是平摆着长条板凳上安置的木板，再加上褥子，这儿到晚上就变成我们男生的集体宿舍。女生受到优待，有她们单独的集体宿舍。但是男女生头发则一样全剃掉，发的灰布制服也差不多，吃饭也是十人露天围坐一圈，由值日生用大盆端来有肉的大锅菜，分发吃用。我们班上延安来的同学们多数后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
父亲临终前两小时，最后说出的话是：“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此话让许多相识的朋友或不相识的朋友皆黯然伤神。一个百岁老人，工作了80年。虽然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但一个血肉之躯总也该休息了。但是他还是说没有做完，这应该如何理解呢？最能够理解此话的人，应该是他的学生们。仅是统计目前所直接带的博士生就有18人，已经毕业的博士有25人，连硕士算是102人。至于，从20年代以来带的学生数目，则是没有办法统计了，其中后来也当教授的人都好几十人。他们能否继承前辈们所开拓的学科道路、学派精神，这恐怕是父亲所最关心的没有完成的工作。而我作为后人，也同样要发展他心血毕聚的工作内涵，或者就叫做历史的责任吧。
从他的著述看，自从他在1926—1927年开始出版6部著作以来，至今已有62部书，可谓著作等身。但前些年，出版社来商量出版他的全集，他拖延很久才回答：“我只能出选集、文集，我还要写下去。”他解释道：“西方有个学者叫做爱泼哈特，他70年代评论我说，‘钟先生有价值的文章都是在49年以前发表的。’所以我现在要写出新的思想文章。”父亲确实做到了。至于他所承担的国家级课题，尤其是主持“三套集成”的收集编辑出版，是为我们民族做一件历史上空前的巨大无比的文化基础建设工作。
父亲在90年代，面对师友老学生希望他歇一歇的话语，常常苦笑着说：“我是骑在老虎背上了。”近20年间，父亲始终密切吸收各种新学科知识，和哲学家讨论新马克思主义特征或理性思维，和文学家讨论现代文艺理论，和史学家关注历史经验，和诗人吟诗作对，和学生探寻他们生活中具体难题，和四方来客打听各地新民俗。他依然严格按照30年代的学术规范来指导学生，既手把手地教，又因材施教，给每个学生全力以赴地钻研的目标和空间，而审查作业则每一个字都不放过，无怪乎他的学生们感激涕零。
前年暑假后，他开始住进医院的5个多月时间，几乎每天都是躺在病床上为学生们操劳，博士生们争着排队去医院侍奉他，除感情责任之外，其中还有个小秘密，就是能得到老师给开的学问小灶。近日看到他们所写的几十篇悼念文章，几乎无例外地谈到此情景。尽管他的视力已经较差了，但他能够准确地记住各地来的新老学生姓名和成果，并能谈及此人如何如何。根据医生的意见，没将关键病况告诉他，他始终服从各种痛苦的治疗程序，还常向来访者说将要出院去做各种各样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研究计划安排。因此，他的小小病房竟成了工作室，弄得护士们无奈，经常来抗议并驱赶来客。临终前十天，他还签署了绝笔书，是为他一生奋斗的学业而向中央提出的建议。他的身体情况明显转坏，他恐怕也有点感觉，于是对于每一位学生的前途和学科建设问题，全都谈出清晰的意见。可是关于家庭后事，我们始终没有得到他一句指示。他给家里留下的实物，只是满屋的书籍和数百个文献口袋。他更是以诗人的情怀，以诗言之，在住院的头一个月内，就口述出以下律诗：
拟百岁自省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峻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人民的学者”
父亲离我们而去的第三天，启功先生送来他写的横额：“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千古”。我们立即挂在家中临时灵堂上方。启功先生写的称谓，从人民的学者角度，清楚地明示父亲为学一生的特点：首先他的百年，一直是普通中国人的一生。他出生在广东海丰一个小镇上，受到五四运动的感召，爱写点新诗，并因缘彭拜、聂甘弩、鲁迅、傅斯年等人，使他能够到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边工作边学习边开展自己所钟爱的民俗学研究。1934年到日本客座研究，更使他获得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也锻炼了他的朴素生活作风。后来，虽曾因抗日战争而投笔从戎，饱受苦难，但是他依然坚持80年如一日，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添上一点基本砖瓦。这正是他“素食粗衣分自甘”的生活确实的描述。
其次，是他一直所关注研究的学问主题，是民俗学，既是我们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思想的研究，也是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在逝世前一个多月时，他在房中两次谈话中，还是讲学科的重要性。他在11月17日说道：“对自己民族的新的或旧的文化加以注意，加以研究，这对我们民族发展来讲是有利的。因为民俗的功用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凝聚力，就是对于一个民族中各个分子，能够凝聚起来，合为一体，这是最大的作用。”又在11月22日说道：“一个民族如果要存在和发展，许多物质文化条件是必需的，但是精神文化也绝不可少。一旦缺少了精神文明，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就有问题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的民族也要有一定的觉醒，大家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对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对中国的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我一再地说，只有最重要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才是有意义的，在世界上才有地位。”
再就是在父亲去世前7天的1月3日，启功先生带领北师大师生和朋友，到医院给父亲做100岁生日寿庆。父亲吃到了百岁蛋糕，启功先生拉着他的手说话时，电视台记者此间插问道：“你认为什么是最伟大的？”父亲闭眼沉思一会儿，睁开眼睛清晰地回答道：“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当晚的电视节目中就播放了这几个镜头，这既是父亲最后公开回答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动力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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